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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人:陳一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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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深媒體人,現居廣州。

劉瑞琳談文化體制改革:給它空地,讓它生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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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瑞琳
 

劉瑞琳,出版人,畢業于山東大學,曾任山東畫報出版社副總編輯、《老照片》主編。2003年10月進入廣西師大出版社,現為廣西師大出版社總編輯、《溫故》雜志主編。
 

2011年底,在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年度魅力人物頒獎會上,獲獎的劉瑞琳站在臺上,等待著屏幕上將要出現的評語。她已經知道,會有一個詞被用來形容自己。當“堅守”這個詞出現的時候,她發現自己猜錯了,她原本以為是“理想”。
 

從2010年開始,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公司出版的圖書,會被打上“理想國”的字樣——北京萬圣書園老板劉蘇理曾對劉瑞琳說過,把許多書放在一塊兒,北京貝貝特的書一眼就能認出來。“理想國”的字樣打出來后,識別度更為明顯。
 

那天頒獎,讓她最有感觸的是頒獎詞中的一句:“劉瑞琳和她的團隊是中國所有愛書人的好朋友”,她覺得這是給予她的至高榮譽。讓她高興的是,當天與她一同獲得致敬的,還包括“理想國”的兩位作者:木心和林青霞。木心的所有著作和林青霞的第一本書都交給了劉瑞琳。
 

也是在2011年,《新周刊》將新銳榜的年度品牌頒給了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?理想國”,獲獎的年度圖書《辛亥:搖晃的中國》也是“理想國”;獲選《新京報》年度圖書的《資中筠自選集》,仍然屬于“理想國”系列。在全國各地,“理想國”組織的沙龍成了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聚集的重要陣地。
 

“理想國”的作者群
 

2002年底,山東畫報社編輯劉瑞琳給陳丹青做了一本書——《多余的素材》。在新書發布會上,有媒體問陳丹青:以后還會出什么書?在哪出?陳丹青說,這個劉瑞琳就是我的出版社,以后我的書都會交給她。
 

劉瑞琳當時聽到這話的第一感覺是:嚇壞了。“我挺緊張的,想著,那我就不能換地方了嗎,換了地方他要把書給我怎么辦?”劉瑞琳問陳丹青:陳老師,真不好意思,您那么說是什么意思啊?陳丹青說,你是個好編輯,特別敏銳果斷,有劍及履及的作風。“他說的‘劍及履及’這4個字我現在都記得很清楚。他說,在國外都是認人的,機構不可靠。”
 

2005年1月,陳丹青的《退步集》在北京貝貝特出版,暢銷至今。這本書對北京貝貝特公司起了決定性作用。“從此我們就知道,哦,做一個活著的作者是不一樣的,這時候才有真正的營銷。”

如今提到“理想國”,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擁有以陳丹青等為核心的作者群。
 

劉瑞琳認為,在“理想國”與它的作者之間,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敬重。這種敬重來自雙方對文化、對品質、對專業性所持的共同態度。所以,才會有了陳丹青引薦木心先生,梁文道推舉駱以軍,而白先勇、董橋、蔣勛在林青霞面前力薦“理想國”的故事。“來自作者的信任是無價的。”劉瑞琳說。
 

在與同行的競爭中,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資本。比如漢學家史景遷的著作,許多出版社在競爭,“我們的報價不是最高的,但史景遷最終選擇了我們,是因為他咨詢他的學生兼朋友鄭培凱,鄭教授一口回應:‘當然是廣西師大社。’這句話起了臨門一腳的關鍵作用。”
 

當然,更多的是想進入“理想國”而沒有成功的例子。有些令其他出版商爭破頭皮都想得到的金牌作者,主動找到劉瑞琳,卻被她婉拒了。“我沒辦法給一個價值觀不同的人費力氣做圖書營銷。”
 

有些出版社的做法是,設想某個暢銷的概念,找作者寫一本書,或者替某個人攢一本書。劉瑞琳從來不做這樣的事。“我不會去幫別人攢一本書。真正好的書都不是攢出來,也不是編輯弄出來的。真正的好書一定是作者用心寫的。那么多名人的書,能留下來?我看大都留不下。”劉瑞琳認為,并不排除這樣的書也賣得很好,但那是忽悠讀者的結果。“那份錢我不掙,我心安理得,不覺得遺憾。”
 

南方的一個圖書活動,劉瑞琳去了,現場有個游戲環節,一邊是畢淑敏、馬家輝、張鳴和一位暢銷書作家,一邊坐著出版人。作者談自己的寫作計劃,讓出版人去挑選。劉瑞琳在現場就說:“那3位的書我都可以考慮,但×××(指暢銷書作家)的書我絕不會考慮,因為他不是我要做的,也不是我的長處,我不會碰。”
 

她希望出韓寒的書,不過她知道很多人在搶,也就沒怎么聯系。“現在不管什么書,只要能賣,都有一堆人搶。出版是個名利場,你選擇什么、不選擇什么都能看出你的內在追求,遮都遮不住。一方面你想做個公共知識分子,或者你想討好大眾,罵了某個名人,但另一方面你又忍不住,為了掙錢給你討厭的人出書。因為錢的誘惑,很容易突破底線。”
 

出版的意義
 

仍然是在某次圖書活動上,主辦方將來賓所在機構分為“民營”和“國營”。讓劉瑞琳感到驚訝的是,北京貝貝特被放在“民營”的第一位。“實際上,我們是國營,我也沒有股份。所以,別人覺得我用這樣的勁頭干事情特別傻。”
 

在劉瑞琳眼中,出版社的經濟效益很重要,沒有持續的贏利能力,理想就無從談起,但她不會把賺錢作為最重要的目的。她認為自己從事的行業應該對社會負起責任。
 

在山東大學讀完碩士之后,她留在了濟南。山東畫報出版社成立后,她成為其中一員。當時的兩位領導對她影響很大,一位是馮克力(《老照片》的主編),一位是汪家明。“他們雖然在地方上,但都特別喜歡讀書,希望做點好書,跟很多地方出版社掙點小錢不一樣。所以,人的心氣兒決定了他最終能走多遠。”
 

廣西師大出版社原來主要靠做教輔賺錢,不甘于偏安一隅,在北京成立了貝貝特公司,希望能做些事情。2003年,北京貝貝特公司前總編辭職,有人推薦了劉瑞琳。
 

對于劉瑞琳而言,這里最吸引她的一點是,允許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經營,有很大的自由度和施展空間。如果去民營公司,“沒有出版權太難受了。要買書號,今天用山西的,明天用廣東的,后天再用延邊的,打一槍換一個地方,樹誰的品牌啊?”老牌出版社呢?“國有老出版社的毛病,還是官本位那種方式,大家和稀泥,扯皮,玩權術,打太極,我一天都受不了。”
 

劉瑞琳曾經把北京貝貝特的模式概括為“兼具體制內的穩定性與體制外的靈活性”,但沒有合適的人,這些都是廢話。所以她對出版業轟轟烈烈的改制與上市也報以同樣的冷靜:事情是由人做出來的,而不是由體制做出來的。做出版的,不把精力放在出版上,整天想資本運作,其實到頭來都是行政操作。種種為了上市不顧出版規律、市場規律的操作更是對出版本業的傷害。
 

“體制一定會變,不得不變,但在這種變化中,是否會有延續和堅持的東西?”劉瑞琳說,她不喜歡“產業化”這個詞到處濫用。當一切都在講產業化,文化也被列入此中時,文化的獨立價值就難以得到重視,“害處是無窮的”。
 

劉瑞琳相信文化是有規律的。她喜歡循序漸進而不是大躍進。有的出版社給自己定的目標是,今年做100種,明年200種,后年就做400種,每年翻番。她不相信這樣能出好東西。十多年來,她的隊伍就那么大,圖書品種就那么多,從來沒超過150種。但是圖書碼洋已經從剛來時的2300萬做到了1.5億。
 

被遺忘的閱讀
 

“我得了這么多獎,是因為這個社會出問題了,標準太低了,你只是認認真真做一件事,他們就會說你是這個行業的楷模。比如說,我這個人很老實,沒有偷東西,只是這樣而已,別人就把你當成了一個人物。”這是劉瑞琳對自己頻頻獲獎的調侃。
 

她不在乎別人怎么看自己,怎么評價自己,卻很在意大家怎么對待“閱讀”,所以她難過地發現,閱讀在很多人眼中已經顯得無足輕重了。
 

有次大學同學聚會,同學都不知道劉瑞琳現在做什么。她說自己給別人出書。同學覺得有什么好做的,給兩萬塊錢,誰都可以出書。因為忙,她很少管女兒,同學就跟她女兒說,以后不要做你媽那種工作,有什么意義嗎?
 

很多人已經忘掉了閱讀的意義,這讓她很感嘆。1982年她上大學時,人們對閱讀充滿了敬畏,那時書少,買書都要排隊。現在她發現,同學們基本不讀書不買書了,“真正有閱讀習慣的非常少。有些人雖然也用書,但那是因為工作需要,那不叫閱讀。”
 

劉瑞琳感到憂慮,“真正有閱讀習慣,思考一些問題,嚴肅對待生命的人,還是少。”縱然悲觀,她還是相信行動,認為通過努力能夠將事情改變,“這就是我的個性,從小就是這樣。”#p#分頁標題#e#

夾縫里的生存
 

人物周刊:你們靠什么吸引作者,版稅嗎?
 

劉瑞琳:比起一些大型出版社和民營機構,我們的資金力量并不雄厚,只能依靠我們團隊的力量和專業化的操作。現在中國的出版行業現在看起來很市場化,很有競爭意識,但離真正的市場化還差得很遠。最重要的是一些原則和操守的缺失,是不職業化,不專業化。也的確聽說過有人拿著高版稅去搶作者、搶資源,但是搶來以后又能怎樣?如果因錢結緣,出版社的心態和作者的狀態都不好受,也不一定有好結果,更不長久。以為有錢就可以買來文化,就可以做好跟文化相關的事情,這本身就是對文化的誤讀和不敬。
 

人物周刊:有沒有人出大價錢讓你們出書?
 

劉瑞林:有,但我們拒絕了。內心原則最重要。有人會說,你跟那些書商比,他們是用文化來掙錢,你是在做文化的過程中賺了錢。現在有多少人認可文化獨立的價值?很多都是把文化當手段當工具,所以才會有“文化搭臺,經濟唱戲”,都這樣的話,那就完蛋了。
 

人物周刊:現在出的書越來越多,看書的人似乎越來越少,你怎么看中國人的閱讀現狀?
 

劉瑞琳:如今大家不怎么讀書了,或者說,大家都上網了,有很多替代。但我覺得,閱讀給社會帶來的東西,不是其他媒介形式能夠代替的。我相信,經濟好了以后,相當多的人會意識到閱讀的力量和作用。
 

去年我參加了亞布力論壇,聽說他們過去談的都是很具體的企業怎么經營的問題,但現在開始談文化問題,包括任志強他們,開始弄一些讀書活動。我覺得,當初期積累到了一定層次,大家開始想問題了,懂得很多東西不是拿錢買來的。這個民族其實還是需要審美力和思考力的。真正提升民族思考力和影響力的,還是閱讀。閱讀對人思維能力和心靈感受的提升,是其他東西代替不了的。其他只是瀏覽信息,感官愉悅。
 

人物周刊:中國什么都貴,就是書便宜,這是什么原因?
 

劉瑞琳:這幾年物價漲得厲害,書大概是漲價最慢的。如果用書價跟其他商品的物價相比,大陸的書價的確便宜。書價不漲,但出版社各方面成本都在提高,靠出書賣書生存很難。單純靠讀者市場靠書店賣書生存的出版社、書店很少。很多國有出版社之所以還生存得不錯,是因為他們會有各種政府補貼,有各種行政壟斷資源,比如賣書號。
 

即使這樣還經常有人抱怨說,書太貴,這原因很復雜。一個沒有閱讀習慣的人,一個不愛讀書的人,也許會覺得在買書上花錢就是浪費。形而上沒有消費,或低俗消費,形而下消費和浪費過度,這是普遍的社會現象。現在幾個賣書的網站,都是一副你低我比你還低的架勢,看誰撐得住,完全是你死我活的爭奪方式,讀者對書價的預期越來越低,你沒法怨讀者,只能說我們自己沒有秩序,沒有規矩。
 

這個行業問題太多了。管理部門管不到點,管不到位。關乎行業存亡的事情沒人管,另一些方面又管得太多。
 

另外,書價便宜還是貴,本身也是很復雜的,出版行業自身也沒有調整好。出版定價一般都是看印制成本,不考慮內容,這是非常落后的辦法。嚴肅作家的創作與跟風拼湊攢出來的書,定價一樣,這是對文化沒有尊重,沒有給創造力相應的價值。我希望將來有所改變。
 

人物周刊:審查沒通過而沒有出版的書多嗎?
 

劉瑞琳:很多。送上去沒通過,最后你知道它不通過就不出了唄。我們的被關注度挺高,因為現在你越來越有影響,就覺得你敏感。中國的國情就是你影響越大就越敏感。有些書你也不想給出版社惹麻煩,不能出就不出吧。有時候也會去爭取,但大環境很難改變。
 

人物周刊:會不會打擦邊球?
 

劉瑞琳:我們不會有意識打擦邊球,我做的時候可能是拿不準,退一點或者進一步,都要掂量。但是邊在哪兒?我根本不知道邊在哪兒,很模糊。
 

人物周刊:你所向往的獨立文化是怎樣的?
 

劉瑞琳:獨立的文化是有普遍性意義,能體現人性里美好的東西和文明的進步。我還是覺得出版挺難的。有些人問我出版的經驗,體會最深的那些感受沒法說,因為這個行業就是個畸形的行業,我們盡量做得純粹、地道,盡量體現出版的本質,這好難啊,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周旋,去做其實沒有價值的事情,反復改啊摳啊,怕得罪了什么,有些話要變著法子去說。
 

時間長了,民族就沒有思考力了,中國都經濟大國了,要搞文化軟實力,但文化哪是呼之就出來的啊?不是一個人有錢了,就去搞個基地,重復的老掉牙的東西,沒什么意義。包括現在說的文化體制改革。有人就說,文化是改不出來的,關鍵是你要給它一塊空地,讓它自己生長,它就成長起來了,這才是真的文化。我們怎么辦?只能認認真真做一點具體而微的事情。

文章來源:南方人物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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