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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薦人:陳一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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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深媒體人,現居廣州。

夢碎“聯合政府”:中國民主黨派的前半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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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大陸的八個民主黨派,有五個是在抗戰勝利前后所創立,另外三個黨派的歷史雖然要早些,但其組織的活躍與發展,同樣與抗日戰爭勝利前后民主憲政運動的興起有關。時至今日,這段歷史已經翻過了一個多甲子。

從“聯合政府”到“人民民主專政”

當抗日戰爭的烽火仍在中國的大地上熊熊燃燒之際,政治家們已在思考戰后國家的重建問題了。當時,一般民眾、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已經厭倦,實現政治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。一些在野的中間黨派開始組合為國共兩黨之外的“第三方面”,不斷提出實施憲政的政見,批評國民黨的獨裁政治,要求實現西方式的民主。例如1939年組成的統一建國同志會(民主同盟的前身)信約中,就提出實施憲政、黨派平等、學術思想自由、計劃建設、軍隊屬于國家、反對內戰等12條主張。

抗日戰爭勝利前夕,一度消沉的民主憲政運動再度興起。1944年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來華,督促國共雙方聯合其他國內政治力量,建立一個聯合政府。毛澤東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,作了題為《論聯合政府》的政治報告,提出組成民主聯合政府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統一、富強的新中國;第一步由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協議組成臨時的聯合政府;第二步則在將來經過自由選舉,召開國民大會,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。對于當時中間黨派所主張的“軍隊國家化”,毛也表示了謹慎的贊同。(毛澤東:《論聯合政府》)

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對民主憲政的訴求,及其在陜甘寧邊區所推行的“三三制”政治樣板,吸引了中國的中間勢力黨派。1945年7月,褚輔成、黃炎培、冷遹、傅斯年、左舜生、章伯鈞六位國民參政員聯袂訪問延安,在談到如何擺脫政權腐敗的“歷史周期律”時,毛澤東聲稱:“我們已經找到新路,我們能跳出這種周期率。這條新路,就是民主。”

中共與中間黨派的蜜月由此開始,并在同年秋的重慶談判期間達到高潮。毛澤東的一闋詠雪詞風靡了山城,國共雙方達成的《雙十協定》以及隨后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,更滿足了人民對國內和平及民主建國的憧憬。

但和平的迷夢很快被內戰的陰影所替代,在國共兩個軍事集團的摩擦階段,第三方面積極奔走調停,同時不斷對兩黨提出批評建議,也招致了雙方的不滿。1946年是個轉折之年,無法避免的內戰終于爆發,同時導致了第三方面的分裂,青年黨、民社黨及一部分社會賢達,參加了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的國民大會;另一部分黨派則采取了抵制的態度。

1948年,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利,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洗牌終于到來。中共中央發布《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》,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,得到了多數中間黨派的響應。各黨派負責人分批秘密北上,參與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。這些中間黨派,也由此開始被稱為民主黨派。

1949年6月,毛澤東發表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,重申新民主主義的理念。他從政治和經濟的現實出發,主張“利用一切于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,團結民族資產階級,共同奮斗”;他也用很大的篇幅主張“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”,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,認為民族資產階級“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”(毛澤東:《論人民民主專政》)。綜觀毛這一時期的言論和文章,較多的是對新政權國體和政體的思考,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及推行蘇聯式計劃經濟的思路也初現端倪,并公開轉向“一邊倒”的親蘇外交政策。這些與《論聯合政府》一文的立場已有所不同。

1949年9月21日至30日,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。除特別邀請人士外,與會的45個單位,分為黨派、區域、軍隊、團體四類。14個黨派單位中,除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,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、中國民主同盟、中國民主促進會、中國致公黨、中國農工民主黨、中國人民救國會、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、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、民主建國會、九三學社、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11個黨派以及無黨派人士。在出席新政協的662位代表中,共產黨員約占44%,工農和各界的無黨派代表約占26%,各民主黨派的成員約占30%,基本上實現了中共的“三三制”原則。

關于各民主黨派代表人選的提名與確定,救國會代表宋云彬在日記中談到:“名單必經統戰部同意,而代表亦非運動爭取的。”黃炎培也在日記中記載,民建內部多人反對提名冷遹任政協代表,但中共“潘漢年堅持,越反對越堅持,卒不敢有異議。”
文章來源:鳳凰周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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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11-21發布在趣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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